船说）第二，订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娶女子。 “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，并听经官告给执照，另行改嫁，亦不追财礼。”[6]（户令）三是在男家妄冒。“男家妄冒者，加一等，不追财礼。未成婚者，仍依原定；已成婚者，离异。”[7]（卷六）
可见，在退婚方面，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，权利更为广泛，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婚姻方面的权利。
（二）为人凄的法律地位
在古代社会，妻的概念很宽泛，既包括正妻，即通常所说的“主母”，此外还有妾、媵。限于篇幅，下文所讨论的“为人凄”特指正妻。
1、妻的人身权
在明律上，“夫尊妻卑”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“同罪异罚”，这必然造成妻子的人身权的损害。如妻子殴打丈夫，“杖一百”，至折伤以上，“各加凡人三等”；而丈夫殴打妻子，“非折伤，勿论”；“至折伤以上，减凡人二等”。在《唐律•斗讼律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，可见，在夫妻斗殴中，在相同的斗伤程度下，法律对妻子的处罚，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。更有甚者，丈夫过失殴杀妻子，唐、宋、明、清律一概列为“各勿论”。可见，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，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。妻的人身权的缺失明显体现了明朝法律中“夫尊妻卑”的基本原则。
2、妻的财产权
唐朝，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，也包括“户绝”情况下，依法继承本家家产。唐文宗开成元年《敕节文》规定，户绝时“无男空有女，已出嫁者，令文合得资产”[8]。元朝的妇女，一般可以自由处分嫁妆，《元典章•户部》“五弟兄分争家产事条例”规定：“应分家财，……妻家所得财物，不在分限”；但对于改嫁的妇女，其随嫁妆奁“一听前夫之家为主”，并不许随身搬取。[9]
明代基本上继承了元代的法律规定：“凡妇人夫亡无子……改嫁者，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，并听前夫之家为主”。[6]（户令）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，同时还作出“合承夫分”的规定。可见，明律规定妻子实质上没有财产权。
3、妻的离婚权
唐以后法律把“若夫妻不相和谐，而两愿离者”作为离婚原则。此外，明朝还规定“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，杖八十。虽犯七出，有三不去而出之者，减二等追还完聚。”[7]（卷六）这“七出”又称七去，或七弃，指不顺父母、无子、滛、妒、有恶疾、多言、窃盗。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之休妻条件，即男子可以主动提出离婚。而“三不去”是指“有所娶无所归、与更三年丧、前贫贱后富贵”三种情况。这是古代法律对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。明律继承了这一规定，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。但在实际情况中，若妇犯恶疾，犯J，“三不去”的限制往往无效。
明代法律规定在下列情况下，妻子可以向丈夫提出离婚：
第一、夫纵容或强迫妻、妾与人通J明律中详细规定，“凡纵容妻、妾与人通J，本夫、J夫、J妇，各杖九十。抑勒妻、妾及乞养女与人通J，本夫、义父，各杖一百，J夫杖八十，妇女不坐；并离异归宗。”[7]（卷二十五）唐宋律没有此项规定，元律中开始有这种规定，即丈夫接受钱财，纵容、逼迫妻子为娼，法律判女子离婚。可见，明朝法律支持为人凄者在遭夫抑勒与人通J或殴打折伤时，可以主动诉诸法律，以求摆脱因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折磨。这些规定使妻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法律的保护，与唐宋朝代相比是一大进步。
第二、夫逃亡过三年者《明律》中规定，“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，并听经官告给执照，另行改嫁，亦不追财礼。”唐宋律没有此项规定，元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命令有关部门劝告此夫，但不得断离。明朝法律明确规定夫逃亡过三年，妇女就可以改嫁，并由官府出面发放执照，保障了妇女的这一权利；而不追查财礼，又对妇女的情感损失作一定的物质补偿和心理抚慰，体现里极强烈的人文关怀。
第三、殴妻至折伤以上《明律》中规定，“其夫殴妻，非折伤，勿论；至折伤以上，减凡人二等（须妻自告乃坐）。先行审问，夫妇如愿离异者，断罪离异；不愿离异者，验罪收赎。”[7]（卷二十五）唐、宋律并不以此作为妻呈诉离婚的理由。元律中开始有“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......并离之”的规定。明代夫殴妻致折伤以上，可以构成妻子提出离婚的理由。当然离婚与否并非完全按照妻子的意愿，丈夫还是有愿否之权的，但这并不意味暴力丈夫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可见，与唐、元、宋相比，明代妇女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侵犯时，可以寻求法律的援助提出离婚的申诉，并对丈夫进行法律的惩戒。
第四、典雇妻子唐、宋律无此规定，元律虽然禁止用钱典雇妻妾的规定，但并不作为妻子离异的理由。《明律》规定：“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，杖八十。……知而典娶者，各与同罪，并离异，财礼入官”[8]（卷六）。明朝法律严重打击典雇妻妾以及典娶他人凄妾的行为，维护了妇女的尊严。
第五、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明律规定；“祖父母、父母......若非理殴子孙之妇......致令疾废者，杖八十，笃疾者，加一等，并令归宗。”元律中有类似的规定：“若妻不为父母悦，以致非理殴伤者，罪减三等。”相比较，明律增加了殴伤的程度，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。
从妻的人身权、财产权的规定来看，明代“为人凄”的法律地位，基本上沿袭汉代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，即遵循“三纲”之一的“夫为妻纲”的原则，从而形成了法律上“夫尊妻卑”的局面。但是明代的关于离婚权的范围有了扩大，透露出一定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信息。
（三）明代的女性犯罪及女犯宽宥
1、J非罪的处罚：
和J是指男女婚外自愿通J，与强Jian相对而言。唐宋律对男女和J者，男女同罪，皆徒一年半，但若女子系已婚有夫者，则男女各加一等。而明律规定“凡和J，杖八十；有夫，杖九十”，并规定“和J者，男女同罪。J妇从夫嫁卖。其夫愿留者，听。但不准嫁卖与J夫。”[9]可见，明律对于和J较唐宋减轻了处罚；但对有夫之妇加重处罚，从而维护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。
明律对于妻、妾与人通J的处罚非常严厉。丈夫“与J所，亲获J夫J妇，登时杀死者，勿论。若止杀死J夫者，J妇依律断罪，从夫嫁卖。”其妻、妾因J同谋，杀死亲夫者，妻妾则会被“凌迟处死，J夫处斩。若J夫自杀其夫者，J妇虽不知情，绞。”[7]（卷十九）
强Jian是指男子对女性的施暴行为，女子是受害者。明律规定“强Jian者、绞；未成者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”“强Jian者、妇女不坐”，[7]（卷二十五）这较唐律“强Jian未婚女子徒二年，强Jian已婚女子徒二年半”，处罚加重了。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罪犯的施暴行为，保护了妇女的人身安全。
2、对于女犯的宽宥：
在传统社会，由于女性被视为弱者，从而流行“妇人无刑”的观念。这反映在历代法律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女犯采取某些宽宥。明代对于女犯也实行较宽大的政策，具体规定如下：女犯收管，即“除犯J及死罪收禁外，其余杂犯，责付本夫收管。如无夫者，责付有服亲属、邻里保管”[7]（卷二十五）；在单衣受刑，即“凡妇人有犯J罪，去衣受理，余罪单衣断决，并免徒、流、刺字。”[6]（户令）；孕妇产后行刑，即“若妇人怀孕，犯罪应拷决者，依上保管，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。”[7]（卷二十五）；妇女不坐，即“凡妇人有犯私盐，若夫在家，或子知情，罪坐夫男。”[7]（卷八）在《典雇妻女条例》也有妇女不坐的表现，“若妇人有犯，罪坐夫男，若不知情及无夫者，男止坐本夫，照常发落。”[7]（卷六）
对于女犯宽宥的规定，有些虽然出自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的考虑，反映出“男为主，女为从”的社会形态，但在实际中确实起到保护妇女自身安全的作用。在古代刑法之执行上不仅没有贬损妇女的意图，反之，在律法构成的理念上，特别对妇女的“尊严”有所考虑与维护。
二、明朝法律的实践及社会中的实际情况
从实际生活中看，明朝妇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升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，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。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信条，导致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。而明代的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，逐步摈弃“媒妁之言”、“门第相当”的旧原则，公开追求婚姻方面的自主权利。 明代李开先在《村女谣》中描绘了一村女择偶观的变化。“东庄有个红娥女，不嫁村夫田舍郎……一心嫁在市城里，早起梳头烧好香。”显示出村女对城市悠闲富足生活的向往。尤其是一些知识女性，追求婚姻自主，在择偶标准上注重对方的品行、外貌和学识。如张红桥在选婿时“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”，非常注重对方的才学。（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下册，古籍文学出版社，上海，1957年，P739）有的妇女还不顾家长的反对，解除包办婚约，甚至与如意郎君私定终生。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记载着呼文如的故事。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，知诗词、善弹琴。她与丘生一见如故，私定终身，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，并写下“一官生罢去，是妾嫁君时”的诗句。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，呼姬毅然逃走，经过三百多里的长途跋涉，寻找到丘生，大胆决定“明日，以书报其父，乃委成礼焉。”[10]（P745）两人终于冲破家庭的阻力，结为伉俪，从此过上“夫妇诗词唱和”的美满生活。这两个事例表明，一些明代的女子在选择配偶时，不再屈从父母的意愿，表现出一定的择偶自由权。
有许多文学作品，反映了女性大胆追求理想的伴侣，反对无爱的买卖式婚姻。李莺莺和张浩的爱情故事也如此。张浩才华出众，深得出身于宦门之家的李莺莺爱慕，于是莺莺主动示爱，多次传书张生月下私会，并且暗结连理。在遇到父母反对的情况下，她先告之“女行已失”的真相，并写下诉状，慨然陈词两人已有私约在先。最后龙图阁待制只好“曲与成之”。[11]（P258）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，毅然赎身从良；莘瑶琴被卖油翁的真情所打动，不嫌其贫穷而爱上他。罗惜惜与张幼谦、乐和之与顺娘都是在破坏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，建立起纯真的爱情。这种感情超越了等级贵贱，超越了父母之命，超越了节烈贞操，具有个性解放的要求，并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。
其次，妇女离婚与再嫁相对自由。明代虽忌讳离婚，而妻子因为贫穷或其它原因提出离婚的情况，还是存在的。《罪惟录•马逵传》记载，明朝初年，马逵远征，在昌邑“重自刻责，蔬食水饮，率不能继”，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，大胆请求离去。马逵很是生气，但最终还是听之离去。明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，但她们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羁绊，去主动追求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，这无疑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。
明代法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，但明朝社会风气大变，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再嫁权。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，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。如《温氏母训》上说“少寡不必劝之守，不必强之改。”[12]（P142）在民间风俗中，寡妇再嫁可以自行主婚。如《水浒》第二十五回；“王婆向潘金莲说道，初嫁从亲，再嫁由身，阿叔如何管得。”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，再嫁西门庆。
明代中叶以后，夫丧改嫁已为一般民间妇女所认同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。在南直隶、江西、福建等省，从洪武到崇祯朝，民间社会的寡妇改嫁之风很盛行。以南直隶苏州府的吴县为例，崇祯《吴县志•列女传》入传列女119人，共有20个寡妇在孀居期间曾经受到父母、家庭或社会要求她们改嫁再婚的压力。[13]在福建省，嘉靖《汀州府志》写道：“再醮，固薄俗之常。”又说：“妙龄无子，再醮之举，势不免矣。”[14]（P196）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，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。“铅山俗，妇人夫死辄嫁，有病未死，先受聘供汤药者。”[13]（P4393）又如嘉靖年间，江阴胡秀妇徐氏丧夫后，先后就有乡人陈煦和富户沈泽两位男子前来纳聘、求婚。[15]（P127）可见，寡妇再嫁已成为民间的一种极为平常的习俗，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。
在文学作品中，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也时有体现。在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晚明社会中，出现了一股新思潮、新风气，突出表现在一部分妇女在婚姻中有了发言权。孟玉楼改嫁西门庆时和丈夫的舅舅张四进行一席唇枪舌剑地辩论，表现出她不仅有再嫁的自主权，而且她勇敢的背离传统习俗，大胆的选择自己的归宿。《金瓶梅》中潘金莲改嫁两次，最初是张大户之妾，后改嫁给武大，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。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，后又改嫁李衙内。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、西门庆。仆妇改嫁者也不少，宋惠莲原是蒋聪之妻，后嫁来旺。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习以为常的风气。
第三、明代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财产。在明朝法律中对女子的财产权规定极为苛刻，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，并非如此。明代妇女改嫁时可以带走许多财产。《喻世明言》卷一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，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。临嫁之前，“将楼上十六个箱笼，原封不动”送去，当个陪嫁。孟玉楼、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。改嫁妇女从婆家获得财产的多寡固然与夫妇感情以及家境有关，但这一事实与上文介绍的有关法律条文相比，无疑说明了改嫁妇女财产权利的扩大。
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妇女，可以管理家庭财产的支配和使用。明朝“三殿鸠工，司空告匮”，当时有传言说，“诸素封拥厚资，不佐国家之急”。歙县商人吴希元犹豫不决，其妻知道后，“从中赞之，乃献万金，供将作费”。[16]这种义举受到天子的旌表，也受到乡人的夸奖。其间，妻子参与到家庭巨额资金的使用，可见在家庭财产的支配上有一定的权利。又如徽州淳安一寡妇徐氏依靠仆人阿寄，外出经商“致资产数万金”，有“寡妇则阜然财雄一邑矣”的说法。[17]（P156）她有三女两子已完婚，但其家产名义上仍归徐氏所有。
综上所述，明代妇女的婚姻自主权、离婚改嫁权以及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，其法律地位较之前代有很大提高。
三、影响明代妇女法律地位高低的原因
汉代之后，法律为儒家思想渗透，“男尊女卑”成为社会秩序的大格局，在法律上表现出男子的优越性和女子的附属性。从上文引用的唐宋明清律法，足以说明刑罚之规定与执行，基本上遵循“男尊女卑”的原则，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反映的礼教的法律观。但是，通过对明代妇女进行法律上的具体考察，不难发现明代妇女享有定婚权、退婚权、离婚权、改嫁权以及女犯的宽宥权，甚至享有唐、宋、元代的妇女所没有的权利，其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。在明代的实际生活中，即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中考察，明代妇女拥有婚姻自主权、离婚改嫁权、财产继承和财产支配等经济权利，可见其法律地位呈现“低中有高”的特点。
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：首先，宋到明末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，儒家思想成了当时各种思想的根据，法律思想也不例外。儒家思想一方面以“三纲五常”来确认封建等级制度，一方面又强调“仁爱”即尚德思想。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，这表现在刑法上主要就是恤刑制度。此外，未嫁女在同胞兄弟姐妹中，主要依“长幼之序”划分其地位的高低；而为人母的法律地位相对于未嫁女、为人凄则比较高。
第二，与明朝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大的环境密切相关。明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，统治秩序开始出现混乱，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，出现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和越礼逾制的生活方式。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，必然促使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发生改变，而新的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又会带动反礼教思想和行为的发生。明朝社会上物欲横流，随着各阶层对酒色财气的追求，产生出新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。传统的伦理等级的高下不再是人们估量价值的标准，而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的砝码，这使社会风气变得很放纵，使得人们对待妇女的离婚、改嫁等行为的看法变得较为开明。
第三，有识之士的呼吁对妇女的法律地位提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明中叶以后，以左派王学为代表的异端思想风靡一时。它以“致良知”为核心，否定了正统儒家的圣贤偶像；并对程朱理学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“的禁欲主义进行否定。在此背景下，士大夫阶掀起了一股同情妇女疾苦的思潮。他们反对“女人是祸水”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陈词滥调；主张寡妇改嫁；主张婚姻自由和个性的解放。这些观点使传统的女性意识发生变异，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产生极大的瓦解作用，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起到启蒙作用，为妇女自身的解放提供思想理论的武器。
由于上述的原因，明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。当然，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、封建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妇女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等综合原因，使得这一时期妇女的实际法律地位不是很高。
（本文是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，得到王世华导师的悉心指导，特致感谢。）
正文 第一章 初到赵府
“快到了，夫人。”赵一鸣骑着马儿赶到新婚妻子的车前，对着车内的她说道。
“是吗？”红裳掀起了车窗上的帘子：“快到了啊。”其实红裳心中并没有多少期盼――到哪里不也是陌生的地方儿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她的家，她的家在遥选的二十一世纪，却已经是回不去了。
“累了，是不是？”赵一鸣看自己的夫人没有多少高兴的样子，便贴心的问了一句。
“还好，夫君累心了。”红裳低低回了一句：“夫君累不累？”
赵一鸣一笑：“还好，你自管再眯一会儿，不一时也就要到了，到了府上怎么也有你累的，还是趁现在多歇会的好。到了府门前，我再来唤你就是了。”
红裳微微一笑，放下了帘子也就靠在垫子上眯上了眼睛。这车上哪里能睡得着？不过也就是半睡半醒的迷糊着罢了。
不知迷糊了多久，赵一鸣轻轻唤她：“夫人，夫人？”
红裳这才睁开了眼睛，看到赵一鸣后立时坐了起来：“到了吗，夫君？”
“是的，到了。所以这才唤你醒来啊。”
红裳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夫君可以让丫头们来唤我就可以了。”
赵一鸣笑笑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伸出了一只手。红裳明白赵一鸣这是想扶她下车，她微一迟疑：“夫君，这、这不太好吧？”
赵一鸣微一摇头：“来吧，让母亲久候不好。”
红裳只得扶了赵一鸣的手下了车子。她刚刚站定，赵府门外站着的人呼啦跪倒了一大片儿：“见过夫人！”这么多人一起说话，倒把没有怎么防备的红裳吓了不小的一跳。
红裳看了一眼赵一鸣，赵一鸣只是一笑却不答话：有些事情必须要红裳自己做才可以，例如应对下人，只有红裳事事自己拿主意，下人们才会真得敬服她为主母。
红裳轻轻一抬手：“不用这么多礼，起来吧。辛苦你们在家中替我与老爷伺奉翁姑。来人啊，有赏。”
一旁的墨香取了早已备下的红包儿交给了一旁的婆子，婆子又把红包儿递给了府中的大总管赵安。
赵安又带着众小厮长随等人谢过了红裳的赏。红裳摆手再次让他们起身后说道：“我同老爷去给老太太请安，一会儿再来见见大家。”